■刘芳序

“隐士”一词从通俗意义来讲就是“隐藏自己的人”，隐藏就是将自己遮掩在别人、大众的视线之外，隐藏的是自我的名字、自我的身形，隐士们想要拥有的似乎是一个不被人发现的状态。但请注意，这样的愿望只能用“似乎”二字去定义和形容，或者说这种“不出名”从来就不是他们真正的意念和心思，再说明白一点，他们非但不想隐形隐名，反而颇为在意自己名声的好坏以及传播的远近，否则千年之后的我们又怎会得知这一位又一位先哲名士的贯耳之名。

一方面强调自己已然归隐，不求名、不求利，而另一方面却让自己在“不经意之间”出了大名，大到连几千年之后的芸芸众生皆赞之尊之，如此的矛盾应如何看待和评判？难道果然如某些“高明之人”所言，这样的拿腔作势应该用“虚伪”去形容吗？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走进这群人中间，先看看他们的处世之道和为我们留下的形象。

在这群名为“隐士”的人中间，最为大众熟悉的人物应该当属那个高吟着“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的诸葛亮了, 从古至今所有谈及、分析归隐名士的笔墨都绕不开这位人物, 关于隐士的话题如能在他身上展开那再好不过。在三国历史的“正版著作”《三国志》中, 作者对诸葛亮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在这段描述中，除了介绍诸葛亮的身高、容貌以及田间工作情况外，还提到了他身上具备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好为《梁父吟》，二是每自比管仲、乐毅。据史料记载，《梁父吟》是一支丧葬乐曲，后人从中无不读出了这位隐居隆中的贤士的缕缕悲悯情思；管仲是齐桓公时期一代名相，乐毅则是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诸葛亮将自己比作此二人的目的可以最简单的概括为“出将入相”。一个掩盖了姓名的隐士期待的身份却是有朝一日成为扬名天下的将相，诸葛孔明的本意究竟是要埋名还是扬名？

历史的结论清楚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最终走出了隆中、走进了风云变幻的天地，他“放弃了”埋名而选择了扬名。关于诸葛亮的选择，后世争议不休，有人说是刘备的数番求访打扰了这位想要心求安宁的高雅之士，诸葛亮才不得不放弃了田园安逸、奔劳终身。这样的说法不应该是诸葛亮的本意，试想一个在战火四起的悲悯天下的才俊、一个满腹经纶的名士、一个渴望有朝一日出将入相的贤才怎么会安于在山野之间苦守终老，他本来就是要出仕为官、以卓越才学福泽天下的。所以，他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千秋贤相的英名，这是后世公认的也是诸葛亮想要的。

这样的结局看似历史的巧合实则是历史选择的必然，因为这样诸葛亮和以其为代表的那群人叫做“隐士”。“士”最开始是一个阶级的名称，后来引申为读书求知的学子，隐士之中的“士”大多指后者，隐士也就是归隐起来的读书人。按照传统的说法，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求功名，所谓功就是建功立业，所谓名就是名扬四海，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士”而言最终的目的和最大的欣慰就是用自己的才学去建功立业、名扬四海，就是为百姓造了福、为自己树了名。所谓的隐士其实是由于某些无奈、厌倦和恐慌选择归隐的“士”们，他们的本质叫做“士”、他们是读书人，他们渴望用自己的才学去改变这个世界，对于这一点他们从来不曾忘记，如果忘记了也就脱离了自己原本的属性和群体。一心想要做福泽天下的“士”却又不得不因为种种原因选择“隐”，这样的无奈让这些学子们采取了各自的行动、各自的笔墨来勾画、完成自己未尽的理想。

陶渊明弃官还野之后心中仍不愿割舍向往的那片“黄发垂髫皆怡然自得”的桃源乐土，于是写下了那一纸憧憬，安慰了自己也陶醉了后人；杜甫自叹才学满腹却无以报国兴邦，只好泣血而书“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一腔悲鸣；范仲淹远贬千里却不忘忧国忧君，故而那浸着豪情和血泪的《岳阳楼记》让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肺腑宣言响彻千古。如此看来，无论是主观弃官还是无奈被贬的“归隐之士”心中惦念的都是他朝思暮想的天下，最为看重的身份都是他不会舍弃的那个名号——“士”，当拥有了这个名号也就意味着接受了一份胸怀和担当，如若能达其所愿、施展抱负固然最好，即便不能也要用文字去呐喊和呼唤, 于是他们的字里行间全是对人性和人道的拷问和追逐，于是后人凭借着人性与人性之间的呼应与共鸣将其清晰地予以捕捉，于是隐名之人反而成了大名。

看中声名的“士”和默默无闻“隐”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世间没有真正的隐士，有人隐了身躯却造了声名，而那些且无爵且无名的“自认隐士”者又怎能算得上“士”的尊称。感谢这些他们——这些身居陋室却心怀我们的人们，如今的我们不该让这些名字再被“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