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序

“明天我们系毕业八周年同学会，有二十多个老师、同学，我们在重庆等你。”在成都陪护妻子、儿子的我接到了大学同学大超的电话，自八月我在成都请他喝过咖啡后，我们已经是好几个月未曾谋面。

“儿子太小了，这次我们不能随你奔波，我留在家里照顾他，别担心。”在再三确认了妻子的感受后，我踏上了前往重庆的旅途。

“陕西会馆长安餐厅，距你下动车的地方三公里，到了给我打电话。”动车刚启动，大超的微信留言就到了。大超是陕西人，我的第一句陕西话就是和他学的，但在八月喝咖啡的时候，他纯熟的四川话却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如今的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项目经理，常把“都是朋友，相互帮助”之类的话挂在嘴边。

“打八筒要糟哦……”我踏着这样的喧嚣走进了餐厅。十余位同学和老师已经早早在包房里就坐，而他们娱乐的方式自然也是“最重庆”的项目，我含着笑上前围观。同学们围着那一米见方的麻将桌成了一个圈，整个圈子的核心就是那方桌上的起承转合，牵动着我们的叹息、兴奋。我忙中偷闲的将“圈子”扫视了一遍，所有的面孔上满刻着岁月的沧桑与生活的磨砺，将那张原本熟悉的脸都变得有些许的陌生，那样的陌生是由内及外的，变化的不止是容颜。“老陈”是福建人、小枫是广西人、“文学家”阿明是辽宁人……今天的我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同学们在第一次班级会议上的自我介绍，然而，整个餐厅里却再也听不到当年教室里的南腔北调，同学们的发音只剩下了无限接近“方言十级”的重庆口音，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在重庆这座城市留守了十一年。

“七点已到，开席啦，老师同学们请上座！”做东的大超邀请我们落座。二十多人合坐的圆桌直径数米，占据着圆上其中一“点”的我将桌上的每一张面孔暗暗打量，八尺硬汉小强和娇小的川妹子晓娇终成眷属，夫妻俩之间坐着将满五岁的女儿；班花小凤头发不再是当年流行的“亚金色”，变成了一袭乌亮的长发，腕上的手链也早已被精致的女表取代，耳垂上的钻石耳钉颇为引人注目；老陈飘逸的长发成了寸头；“白面书生”小辉留起了络腮胡茬。

“看见同学们事业家庭双丰收，老师心里颇为欣慰。”班主任老师举杯祝酒，同学们纷纷响应。关于“事业家庭双丰收”，是桌上的我们在那年求学时常挂嘴边的“小目标”。那时的我们心怀天下、志在四方，仿佛再大的目标也不会畏惧和退却，然而，当如今的我们再次听到这句话时，回答的方式却变成了“在离家千里的重庆，丰收二字不敢当，只希望能立足发展、吃饱穿暖。”

桌上闯荡重庆的同学们大多是外乡人，三年的校园寒窗积累下的学识技能是他们的立身之本，背井离乡的他们早已成为了彼此的依靠和陪伴，重逢一堂说的最多的话便是“没有大学打下的基础就没有现在”“那天多谢老同学，以后有事记得找我。”

那个夜晚，我们在这个桌上把酒言欢，在歌里、酒里、祝福里聊得很晚很晚，连何时散场都已经分辨不清了。

翌日清晨，我独自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途。猛然发现, 我这个祖籍重庆的“毛儿”如今却成了身在内蒙古工作、定居成都、偶尔返回重庆的“异乡人”。每年在重庆的时间竟不足十天，而来自异乡的他们却渐渐把曾经的异乡变成了第二故乡，常年漂泊在外的我丝毫不会因为重庆这群异乡的同学们的方言还不足“十级”而心生调侃，反而会日夜关注他们那些正在经历的挫折和还未丰满的羽翼，更会用一双含泪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在奔走道路上的每一次颠簸和风雨，因为这样的注视和祝福也正是我这个异乡人所日夜盼望的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