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六子都是地质系统的子女。他是我在青海时期邻居家的儿子，和我同岁。他生来就有着一头栗色的头发，鼻梁高高的挺挺的，皮肤很白，大大的眼睛泛着微蓝，嘴唇也总是红润润的，有点混血的感觉。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人说：“这小小子儿长得比个姑娘还好看。”这时小六子总会回敬她们几句：“你才是姑娘呢！”或是朝着她们吐口水，然后拉着我跑开了。“嗨！由她们说去吧，我从不介意。”小六子笑着说。

小六子和我一样，在家里排行老六，而且是在差不多的日子里降生在同一家医院里。因为他是男孩儿，家人就简单直接地称呼他为‘小六子’。他的老家在四川，具体到哪个市哪个区我也弄不清楚，以至于现在想要找到他都成问题。反正那时我只要知道，小六子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家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他家的饭很好吃这就足够了。

余爸（小六子的爸爸）有很多的稀罕玩意儿，捕鱼用的网、打马用的鞭，还有那屋檐下用绳索吊起的坛坛罐罐。这被吊起的坛坛罐罐们，余爸、余妈从不许我们碰它们，还时常对着我们这两个不用上学，又基本没人管的小淘气千叮咛万嘱咐，还用上了极其恐怖的语言和神情着重地加以提醒，说如果碰了就会怎样怎样的！呵呵，现在我还能想起余爸冲着我们瞪着的那双，因经常喝酒而被熏红了的眼睛呢。真心话，其实一点都不可怕。

每到工休的时候，余爸就会掂着他那些家伙事，跨上他那匹非得猛踹几脚之后屁股才会黑烟四起、又突突作响的从部队淘汰下来的大破摩托，去捕鱼。早出晚归地一去就是一整天，每次回来都会带来一些没见过、都叫不上名儿的东西。 小六子家的院子很大，我们可以整天不用出门只在院子里玩就足够了。地上爬着二十几只从河里抓来的乌龟，它们在地上慢慢地爬，而我们俩个就在它们的背上来回地踩，以不落地为胜走起了梅花桩。放心，踩不坏的，那时我们才三十来斤重。玩累了、饿了，我们就跑到厨房，开始翻腾。说是翻腾倒不如说顺手拈来，很容易就能拿到我们想要的美食。余妈做饭的手艺很是了得，把川菜的麻、辣、鲜、香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把余爸每次从外面猎来的鸡、鸭、鱼、兔等都加工处理之后，焖在罐里，随时吃随时取。青海的天气又很是凉爽，焖上个把月绝对不成问题。这样可是大大方便了我们这两个现成的小吃货了。这大抵也是后来我上技校报了西南而没报瓜州的主要原因吧。我在自家吃饭不多，可在小六子家我却是总也吃不够的样子，以至于，每次余妈打开盖子都会惊讶于这食物下的太快，去找哥哥们的麻烦。

日子就这样在无忧无虑的玩耍嬉闹中一天天过着，直到有一天，妈妈从河南老家把外婆接到了青海。外婆从包袱里拿出了很多老家的土特产, 花生饼、血肠、红枣、还有自己晒的红薯干儿。红薯干儿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了，晒的太干，咬不动，我就把它们用牙生生的连咬带拽撕下来一块儿，放在嘴里基本是用津液泡软了，再用稚嫩的小牙一点点磨嗦着，那柔柔的香甜滋味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妈妈知道我爱这口，每年冬天都会把煮好的红薯切片放到暖气片上给我烘焙很多。我把这香甜的红薯干拿给小六子吃，他也非常喜欢，找我要了一次又一次。开始我还很大方的拿给他吃，可后来看到袋子里越来越少了，我就有点舍不得了。外婆大老远给我带过来，那么快吃光了我就没得吃了。青海那地儿，那时蔬菜瓜果很是稀缺，都是用车从内地拉来，按职工人数定量分配的。分了那么多吃的我也没见过红薯什么样。等小六子再找我要的时候，我就要他拿东西来等价交换。他要拿来交换的东西我早已尝试过，也都玩儿过。因为红薯干对我们而言是稀缺之物，又是我们的最爱，所以我要他拿相对稀罕的东西来换。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居然把主意打到了那被吊起来的坛坛罐罐上了，那么高，真不知他那小身板是怎么爬上去的。更不知那一声巨响又是怎么引起的。听到响声后，整条街的人都跑了过来。在杂乱的人群中我看到余爸抱起小六子，余妈用手握着小六子的一只手，鲜血不断地从余妈的手里留在小六子的身上，他们去了医院。

听爸爸说，那声巨响是小六子在掏那些吊起的坛坛罐罐时不小心触碰到了里面的雷管，引发的爆炸，那次爆炸也炸断了他的两根手指。为此爸爸、妈妈轮翻地把我骂了一通又一通。我也难过了很长时间。一周后，小六子回来了，右手上缠着纱布，胳膊被沙布打成的肩带打着弯儿吊着。 余爸、余妈还是很亲切地招呼我说：“小子，快进来，我家小六子可想你了，在医院时他总不听话，闹着要回来找你玩呢。”说着还把从医院带回来的给小六子买的罐头给我吃。看到小六子安然无恙了，我也放下了心里的负担，和小六子又玩起了梅花桩。

1980年，依着国家的政策，支边人员返城，从哪来的回哪去，各家各户做起了回内地的准备。大大小小的集装箱被运到车站，老四普就这样解体了。我和小六子从此也就这样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了他的音信。但是每每想起小六子，心中还是充满了对他的愧疚，那段难忘的快乐时光依然鲜活地存放于心底。